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「在華新教傳教士大會」（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；第一屆於1877年舉行）是中文《聖經》翻譯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大會正式決議「和合本聖經」的翻譯工作。在「聖經唯一，譯本則三」（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）的大原則上，大會決定根據當時國內漢語的不同形式，將《聖經》翻譯成三個版本：深文理、淺文理、官話（或國語）。每部譯本的翻譯計劃各有一個執行委員會：兩部文言譯本各自成立十二人的委員會（五名英國人、五名美國人和兩名德國人），而官話譯本則由「十名來自中國官話通行地區的代表」組成。除了負責選出翻譯人員，執行委員會還訂定各譯本的翻譯方案，共有八項條款；前三項因應個別翻譯計劃而定下的特殊原則，後五項則為三個翻譯計劃的共同準則，其中有幾點是值得留意：
- 第四項規定以英文Revised Version（1881-1885，Authorized Version的官方修訂版）作為和合譯本翻譯的根據，若有任何差異，均按Authorized Version作出取捨；
- 第五項指出，為了謹守聖經惟一，譯本則三的原則，譯經人員必須在解釋經文的決定上，要與其他翻譯組達成一致的共識（此外，各翻譯小組也共同制定了十八條翻譯細則，冒求彼之間能達致最大程度的協調）；
- 第八項進一步說明，既然英國和美國聖經會對這三個翻譯項目提供經濟上的支持，翻譯完成后，兩個聖經公會將共同擁有和出版這些譯本，並自行採用有關 God 、 Spirit 和 baptize 的中文譯名，又可以按需要提供解釋性讀文、書頁、章首和段首、地圖與其他附加資料。（在經濟支持方面，蘇格蘭聖經會也有支助部分費用。）
在大部分情況下，每個譯者都有一個中國助手。然而，很少助手有機會參與討論（因為一般都不懂英文），亦無投票權。他們的職責僅限於修改文體和更正語法，而意見也不一定被採納，因為傳教士的傾向往往是要貼近原文或英文。現存的歷史資料極少有清楚交待他們的名字。
《淺文理和合譯本》翻譯委員會成員有：
- 英行教會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）的包約翰（John Shaw Burdon，1827-1907）
- 美部會（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）的白漢理（Henry Blodget，1825-1903）為主席，後由美國監理會（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）的潘慎文（A. P. Parker，1850-1924）接替，再由美國南長老會（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）的戴維思（John Wright Davis，1849-1917）接替；
- 英國長老會（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）的汲約翰（John Campbell Gibson，1849-1919）接替，並為主席；
- 美南浸信會差會（Southern Baptist Mission）的紀好弼（Rosewell Hobart Graves，1833-1912）；
- 禮賢會（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）的葉道勝（Gottlieb I. Genähr，1856-1937）。
在「在華新教傳教士大會」上，淺文理翻譯計劃是三個翻譯項中最為人注目和雀躍的一個，亦是最早出版其成果的（《新約》於1902年完成，先後於1903年和1904年稍作修訂）。然而，由於翻譯取向極其貼緊希臘原文，以致其文體風格有違漢語。該譯本出版後，遭到強烈抨擊的主要原因。這也可能是它普及面不廣的根本原因。1907年舉行的「來華傳教士大會」一致決定合併深文理和淺文理翻譯項目，因此，淺文理舊約的翻譯工作一直沒有開始（有些人認為那時委員會已開始《舊約》翻譯的準備工作）。
浸信會傳教士和差會特別指定，在出版淺文理《新約》時，要使用「浸」這個詞。「浸」字版的淺文理於1902年出版（未經過聖經公會的許可）。1908年，在得到美國聖經公會和英國聖經公會的正式許可，該譯本再次出版。我們目前使用的1912年版，很可能就是在那之後所出版（或重印）的。
隨著中國社會白話文運動的興起，人們提出廢除舊文學（文言文）、提倡新文學（國語）。因此，《官話和合本》（1919年）迅速成為國內的標準《聖經》譯本。然而，今天有許多讀者和中文《聖經》翻譯歷史方面的學者，仍然對文理《聖經》（如《淺文理和合譯本》）的出版抱有極大的興趣。因此，以全數字化的形式把這些資源呈現出來，供大眾閱讀和使用，具有極大的《聖經》倡導價值。
